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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917年发生的美国进步运动，是当代美国左派运动（包括劳工运动、民权运动）的先声。它是在马克思主义主导的国际工人运动影响下，以城市新中产阶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公务员）为主导力量，垄断资产阶级自由派、劳工运动中的温和派、以及妇女、农民等各阶层广泛参与的一场波及全社会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美国进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了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

这次运动的本质是在美国“自由”的价值观基础上嫁接“平等”理念，并将其推广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效缓和了社会内部矛盾。

美国在1929经济危机中没有像德国一样走向法西斯，在冷战中能够延缓内部矛盾的爆发等来苏联的瓦解，都得益于这次进步运动打下的坚实基础。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固有矛盾（即资本利得高于劳动所得），运动能够在美国获得成功，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殖民地国家（当时主要是拉美）的剥削及美国工业化本身创造的大量财富能够在满足资本增殖的基础上分出一部分用于收买本国中下层民众。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美国进步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

今天的美国，由于去工业化不再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同时中产阶级也不再具有100年前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各个族群组成各自的利益集团，都在追求自己的平等而不关心其他人是否平等。想在美国再来一次进步运动，只怕已经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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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却具备了进步运动的条件。

我们今天有规模世界第一的工业，有数量庞大的城市新中产阶级；同时我们也必须解决4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带来的许多社会矛盾。

研究100年前美国的这次进步运动，对解决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有积极的意义。

今天中国的进步运动，核心理念应该是在中国“平等”的价值观基础上嫁接“自由”理念。（这个“自由”是指“集体自由”，即集体中的每个人都享有某项自由，那么这项自由才有意义，而个人自由应以不损害集体自由为边界。）

平等是根本，所以我们要继续争取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发展权，剔除殖民主义的影响（去殖民化），调整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限制私人资本）。同时，我们也应当正视和满足民众对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表达的需求，使民众拥有捍卫共同体利益的意愿和能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果能完成一次这样的进步运动，将成为我们保卫发展成果的屏障和走向未来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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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美国进步运动的主要推动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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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步运动简介

1890-1920这段时间的美国，被美国历史学家称为社会进步运动时期（Progressive Movement）。而更早一些时期则被美国历史学家称为“镀金时代”和“严重不满时期”。从这些称谓中我们似乎也能想见当年美图的一些历史特征。

1870-1920年代首先可以用“严重不满时期”来概括。这段时期是美国表面的富丽堂皇掩饰了腐败的政治核心，并且少数富人和大多数穷人差距急剧扩大的年代。其次，这段时间也可以用经济高速发展特征来概括。这一时期是美国GDP迅猛发展的时期。从1871年到1913年是美国经济赶超英国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美国GDP增长了5.26倍，英国只增长了2.24倍。186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尚不到英国的一半，到1894年已经超过英国。到1913年，美国的人均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均位居世界第一，无可争议的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可恰恰是这一时期，也是美国社会最不满的时期，原因就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看过美国著名小说或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的美国恰恰处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阶段。富人纸醉金迷，挥霍无度，穷人只能在灰谷的雾霾里挣扎求生。

可在其后的时间，尽管社会的不满情绪依然浓重，但政府和社会的改革也在同时进行。后30年的历史，因为左翼政治运动的压力，比如1901年美国成立第一个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美国社会主义党和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促使美国政府进行一系列旨在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才使这段历史被称为社会进步运动时期。把美国这段历史写成综述给大家分享，目的是能让关心中国前途的人有一个类比和一个参考，来思考中国未来的走向和可能的问题。

南北战争结束后，由于南方黑奴劳动力的解放，北方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加快，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而铁路、机器、电报、电话这些新的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也为美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使美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很多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企业和大企业家都是这段时间涌现出来的，如卡耐基、洛克菲勒、梅隆、福特、J.P.摩根等。但同时企业的垄断也非常严重。

那时期的美国，贫富悬殊远胜于今日之中国。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而工资却少的可怜。各种工伤事故和矿难不断发生，而且童工现象非常普遍，最小的童工还不到10岁。当时美国社会劳资双方矛盾激烈，贫富阶层严重对立。在另一方面，企业竞争无序化，商业道德败坏，企业寡头哄抬物价，控制物价。商家利用虚假信息欺骗消费者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由于企业的合法垄断，企业主权力过大，而工人连罢工的权利都没有。这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美国社会矛盾已经到了要爆发革命的前夜。

由于没有有效的舆论监督，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腐败也十分严重。例如：费城的一个选区，登记选民100名，可实际接到的选票达到252个，甚至把狗的名字都登记到选民册上。而一旦某个政治组织获得了权力，他们就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纽约民主党头子William Marcy Tweed窝案。这个圈子里的一群腐败官员，在修建纽约县法院大楼的时候，花费了纳税人1100万元，可工程的实际成本才300万元，其馀的钱都进了Tweed和其同伙的腰包。

工业化总是与城市化同步进行的。而伴随着城市化的过程，城市的卫生环境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住房问题以及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都严重恶化。食品卫生、饮水安全都有很多类似今日中国的问题。当时的纽约，很多死马死狗臭在大街上都没人管，垃圾遍地，蚊蝇肆虐。

镀金时代时期的美国。

在那个时期，政府的腐败的也十分严重。战后第一任美国总统格兰特本来是一个战争英雄，人们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可是，让公众遗憾的是，尽管格兰特本人十分清廉，但他的幕僚们却大多在掌握权力后大肆腐败起来。格兰特选拔的幕僚都是自己的亲属和亲信，本以为这些人会与他同心同德重建美国，可没想到，这些人想的却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利自己发财致富。

总之，那个时期的人们对身边的一切都十分不满。因此，也有美国历史学家把那段历史称为“严重不满时期”。而这一切问题都是在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面对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盛世”境况，美国兴起了一个政府和民间共同推动的所谓社会进步运动。尽管这个进步运动并没有如理想的那样全面成功，但它却部分消除了社会矛盾，使美国社会走向了良性循环的轨道，避免了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照片为1902年美国煤矿工人大罢工）

社会进步运动最初的发生是缘于一群后来被称为扒粪者（muckraker）的新闻记者、作家和漫画家们对社会黑暗面的调查和揭露。这些记者和作家们专门寻找社会的阴暗面予以揭露和曝光。最著名的几个扒粪者是：佛兰克、爱达、林肯（Lincoln Steffen）、加考博（ Jacob Riis）和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其中辛克莱尔的《丛林》一书最为著名，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读了《丛林》后，让书中描写的肉食加工厂肮脏情况恶心的吃不下饭，从而促使总统下决心整治食品工业，并直接促成了纯净食品和药物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的产生。(图片中间者为辛克莱尔）

无论是后来的美国历史学家还是当时的社会进步运动的参与者，都给予这些“扒粪者”极高的赞誉，认为正是这些专盯社会黑暗面的“扒粪者”引发了社会进步运动，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美国社会的黑暗面，诸如食品掺假、剥削童工、环境问题、恶劣的煤矿、政府的腐败、垄断企业的贪婪，富人的为富不仁就不会被注意和铲除。因此，美国的历史经验证明，歌功颂德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抹黑”和“唱衰”才会促进社会进步。

当时的美国下层老百姓素质不高，还不如现在的中国，其中很多是文盲，因此当“扒粪者”们在报纸上揭露和抨击那些腐败官员和为富不仁的富豪时，那些家伙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知道大部分他的工人和民众根本不看也看不懂报纸。这时，一些漫画家参加进来，他们用漫画代替文字来揭露和抨击腐败和丑恶，并用漫画来影响下层群众的选票，使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落选。

社会进步运动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开展的，它的主要参与者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即：医生、律师、社会工作者、职员、官员、教师和小业主等。这些具有民粹主义精神的新兴阶级是社会进步运动的中间力量。他们不仅在各自的领域积极推动社会进步，而且也积极推动政府进行改革，推动社会其他层面进行同步的改革。

1900年，美国有510万白领工人，这些人加上他们的家庭人口约1200-1600万，大约占美国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一。

最著名的一个社会工作者是芝加哥的珍妮.亚当斯（Jane Addams）女士，她用自己得到的5万美元遗产在芝加哥创办了美国第一个安居大厦，为新移民和失业者提供教育、儿童看护、寻找工作的义务服务。由此，在整个美国掀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安居运动。

珍妮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不仅发起了安居运动，还是进步运动时期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和公共卫生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她也是美国妇女和平党的主席，她公开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此，她饱受媒体攻击并被开除出美国革命女儿的行列。鉴于她一贯的反战及和平主义立场和行为，1931年她成为美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妇女。

罗斯福和威尔逊两届政府是社会进步运动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他们执政期间，进行许多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让社会进步运动在政府层面得到响应。可以说，这是美国社会能够不断改善的关键。

美国是一个重商主义国家，在社会进步运动之前，弱肉强食、丛林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十分盛行。以企业主为代表的富豪阶层对下层百姓缺乏同情心，认为他们的贫穷是懒惰、无能造成的，因此，为富不仁司空见惯，而且理直气壮。商人和企业家阶层的贪婪和不择手段败坏了美国的社会风气，劳资双方对立空前严重，而矛盾的主要责任在于企业主的过度贪婪。因此，罗斯福和威尔逊这两位有强烈平民意识的总统，终身都致力于与企业主阶层的斗争，始终把屁股坐在平民和弱势民众的一边。他们通过立法和执法限制企业的垄断行为，拆散能量巨大的垄断托拉斯。威尔逊曾有一著名的话，很代表他们的心志。他说“今天，自由已经不能任由其自行其道。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督和有效地干预，在个人和托拉斯这样的机构之间就没有公平游戏可言。”

最著名的一个事件是，当1902年宾州的煤矿工人大罢工时，矿主拒绝与工人谈判，而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威胁矿主说说要派军队接管煤矿，才迫使矿主妥协接受矿工要求减少工时和增加工资的条件。

正是政府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与企业主和各种不合理的现象的斗争才促进了美国社会向着公平、公正这个更加文明的方向进步。

社会进步运动一开始受到富豪阶层的极力反对，因为这个运动很大程度是针对他们的。可是到了后期，随着年龄的增加和子女问题的出现，一些富豪也开始反思人生的价值和金钱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当时美国的很多“富二代”过着无聊和奢靡的生活，很多人酗酒、吸毒甚至自杀。这让他们的父母明白，只有钱的生活并不一定幸福，而且很可能造就一批颓废、无能的“富二代”。

先知先觉者如洛克菲勒等，开始把大批财富捐献给社会。这些富豪也支持《遗产法》。在1916年《遗产法》生效后，美国的大批富豪开始向社会慈善家转变，他们为社区和国家捐助大笔资金，建设学校、图书馆、医院和博物馆。这样才在美国形成一个贫富互动，全面开花的社会进步运动，极大地改善了美国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会矛盾和贫富鸿沟。

社会进步运动时期美国社会还爆发了社会福音运动和道德改进运动。

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消除城市贫困、改善居住环境、减少犯罪和缓解劳资矛盾。这一运动原本是清教徒发起的纯援助活动，后来很多知识分子参加进来，并积极写文章和拍照来表达自己的改革思想，使之成为一个全民运动。

道德改进运动主要表现在禁酒上，也被称为圣洁生活和禁酒运动。由于社会变动太过剧烈，价值观及以往的生活节奏都遭到颠覆和破坏，人们生活在压抑的情绪中，表现在生活中就是放荡不羁和酗酒作乐以及很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酗酒造成了极大的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很多家庭暴力和家庭破裂都来自于酗酒。因此当这个运动兴起时，受到大部分人的赞同。当第十八修正案生效后，一度全国禁酒，不准任何企业生产、销售和运输酒精饮料。

这一运动的发起，女性公民功不可没。这不仅因为女性是酗酒的直接受害者，还因为女性是家庭稳定的最积极的守护者。该运动的最著名的领导人是佛兰希斯.维拉德(Frances Willard)，她也是妇女基督圣洁联盟的领导人。道德改进运动也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反击和美国社会道德重塑的过程，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一次人文主义运动。对于新教基督徒来说，是他们用自己的信仰和理念参与社会改造的一次伟大实践。

社会进步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人权的改善。这体现在诸多方面，首先是美国妇女地位的提升、非裔美国人权利的改善和犹太裔美国人生存状况的改善。在此之前，美国妇女没有选举权、教育机会稀少，而且没有避孕的权利。当时的一个妇女活动积极分子玛格丽特因为给育龄妇女寄送避孕知识手册，竟然遭到当局多次逮捕。

社会进步运动尽管没有消除种族隔离，但黑人享有了与白人同等的政治权利。而犹太人团体由于自己的努力和斗争，消弭了加在他们身上侮辱和歧视。

社会进步的时期的政治改革也取得了不少成果。镀金时代的美国政治是极其腐败的，从地方到联邦政治权利都被富豪们掌控，各级政府官员丑闻不断，腐败严重。

改革在很多中小城市获得成功。改革之前，市民总是指望通过选举选出一个好人做市长，来改善政府的腐败和效率。后来他们发现这不是长久之计，就改为选举一个委员会来共同管理城市。这的确取得很好的结果。

在州政府的改革方面，社会进步运动分子把重点放在改进选举程序上，最后导致了第十七修正案的生效。

社会进步运动期间，在经济方面的改革是最为丰富的。从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出现后，一直到1920年，美国产生了一些列反托拉斯和规范企业行为的法律。联邦政府本身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1913年成立了劳工部，目的是通过政府的努力，改善劳工福利和促进就业。1920年又在劳工部内创立妇女局，主要是为改善妇女工作条件提供服务。

经济方面的几个主要改革都是在威尔逊总统任上完成的。威尔逊是美国第28任总统。与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和里根这些总统相比，威尔逊不算声名显赫，但他却是美国现代经济制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可以说，他是打开美国通向强国之路大门的人。在1913年4月就职总统之前，威尔逊曾作过新泽西州州长和现在的世界名牌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是真正的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总统。威尔逊当政时期的美国正是美国社会改良（Progressivism）运动的后期，是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之前的最后的社会调整和转型期。

威尔逊是一个具有平民意识和道德意识的总统，也是一个积极地向垄断和寡头商业宣战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总统，他曾说：“除了总统没有其他人能够被（人民）期望关注国家的总体利益。”。威尔逊认为，托拉斯不应该只是被管理，而应该被彻底打破。在他执政的第一个任期内，他领导和推动了美国的新改良运动，完成了对美国现代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三个重大改革，即：克累顿反托拉斯法、税制改革和建立联邦储备银行。

关于反托拉斯，威尔逊曾有一著名的话，他说“今天，自由已经不能任由其自行其道。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督和有效地干预，在个人和托拉斯这样的机构之间就没有公平游戏可言。”，克累顿法案的通过进一步强化了谢曼反托拉斯法。克累顿法案特别规定，工会和农场联盟为合法存在的组织，不受反托拉斯限制。罢工和联合抵制行动被视为合法，除非这些行为会造成财产不可恢复的损失。从这个法案之后，美国工人的罢工和抵制行动才真正合法化。在此之前，保守的法院有时则会根据谢曼反托拉斯法判决工会为非法，把工会视为为垄断组织。

在威尔逊之前，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关税。当时的美国关税是非常高的，威尔逊认为，关税是一种保护垄断寡头，削弱竞争的税制。因此在来自佛州的两个议员提出税制改革，降低关税，开征个人所得税后，得到威尔逊的大力赞扬。当时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受到受雇于企业的国会游说分子的影响和贿赂，准备否决降低关税和开征个人所得税的提案。威尔逊号召选民起来监督他们选举的议员的投票情况，从而防止了一些议员的背叛行为，保证了这个法案的通过。个人所得税的开征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深远的影响和巨大的作用。个人所得税拓宽了税源，使政府税收大幅增加，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为政府此后来干预经济奠定了财政基础。当时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针对富人的，它使富人交纳更多的税款，从而缩小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稳定了美国社会，缓和了社会矛盾。

现在举足轻重的美联储就是在威尔逊时期建立的。这被美国人成为，威尔逊政府最经受的住考验的成就之一。联储体系建立之前，美国的银行界是无政府状态，各个银行之间很少有同业合作行为，政府也基本不管，任其自生自灭。这样的银行体制使银行信誉没有保障，存款人负担很大风险，因此经常发生挤兑和倒闭状况。另外，因为在纽约和波士顿之外的地区没有美国联邦政府的银行系统，这使联邦政府对货币流通量和私人银行缺乏影响和控制。

根据联邦储备法，美国被划分为12个金融区，每个区都设有联储机构。美国的所有银行都归属于这12个区。如果满足联邦政府的条件，州政府的银行也可以选择加入这个体系。在紧急情况下美联储有发行纸币的权力，成员银行可以使用新的纸币向其客户发放贷款。在成员银行经营出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联储则向有问题的银行提供资金支持，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挤兑和倒闭危机。威尔逊通过建立这样一个非中心化的联邦政府控制下的私人银行体系来规范和管理美国的银行业，为政府干预和调控经济提供了可操作手段。时至今日，联储仍然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法久弊深。这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避免的。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和谐稳定是在不断的变革中实现的，如果固步自封、畏变惧新则动乱和衰败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根源

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迅速崛起，国民财富急剧增多。188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成为工业国。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跃居世界之冠。城市化步伐加快，1860年～1910年，美国城市人口从621万增为4464万，由占全国总人口的19.8%上升到45.5%。美国公民财富总值也从1850年的70 亿美元增加到1900年的880亿美元。工业化给社会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并没有消除社会贫困，出现物质丰富与社会进步间的“二律背反”，引起民众不满和社会骚动。

首先，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兼并狂潮方兴未艾，垄断组织迅速增多和扩大。到1899年，垄断组织有185个，资本总额30亿美元，占全国制造业资本的1/3；全国铁路网在1901年已被六大垄断公司控制。垄断组织垄断生产和销售，使大批中小企业被吞并或破产，广大消费者也难逃被其奴役的厄运。经济运行机制遭破坏，经济活动陷入无序状态。垄断组织对森林和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使美国森林面积由内战前的8亿英亩锐减到1901年的不足2亿英亩，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引起举国关注。反托拉斯呼声此起彼伏，在1888年大选中，两大政党都把反托拉斯列入竞选纲领，并取得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胜利。其次，进入垄断阶段后，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困化问题更加突出。据查理斯·B·斯布尔在1896年的统计，1%的美国人占有近一半的国家财富；12 %的美国人拥有近90%的国家财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工人、农民、移民和黑人却日益陷入贫困的深渊。1890年，仅纽约市就有50万居民住在贫民窟。著名社会活动家罗伯特·亨特估计，在世纪之交，美国至少有10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4%）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再次，工农贫困化直接引发社会骚动和阶级冲突。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工人运动进入高潮，如1886年“五一”运动及秣市惨案、1892年荷姆斯特德钢铁工人大罢工、1894年普尔门城工人大罢工等。小资产阶级不再追随两大政党，反映其愿望的平民党运动蓬勃发展，遍及全国。

面对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主张通过政治经济改革来缓和社会矛盾，抵制社会主义运动，阻止革命思想蔓延

阶级根源

美国中产阶级是进步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坚力量，他们奔走呼号鼓动改革，做了许多具体的领导工作。19世纪末的美国中产阶级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中小企业主和农场主，他们又被称为旧中产阶级；另一部分是随工业化进程同步壮大的有强烈职业情感和社会责任心的自由职业者（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公务员），被称为新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特别是新中产阶级，是一个日益壮大的阶级，是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革新力量。新中产阶级的人数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在快速增长。1870年～1910年间，美国总人口增长两倍多，其中工人阶级增长3倍，农民增长1倍，旧中产阶级只增加了2倍，而新中产阶级增加了近8倍，人数从75万增为561万人，成为中产阶级中的多数，占63%。因暴发户阶层的异军突起，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他们对专横跋扈的新贵们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出于社会责任感，他们对政治腐败和工业化带来的反社会反人性现象予以揭露和批判，逐渐走上反抗道路。他们对一小撮政党党魁操纵下的两大政党极为不满，高举改革旗帜，在七八十年代参加文官改革运动和共和党脱离派（Half—Breeds）运动，1892年又投入自由共和党运动。他们还利用职业之便掀起90年代的“黑幕揭发”运动，直接倡导社会改革。他们反对垄断寡头的“金钱政治”，要求限制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横跋扈，加强联邦政府对经济的监督和管理，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障机会均等的发展机制。研究进步运动的著名史家霍夫施塔特较为公允地评价了中产阶级在进步运动中的作用。“进步主义有别于人民党主义的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不但参加了反抗潮流，并担负起领导责任。”

垄断资产阶级是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力量最强大的阶级。1896年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麦金莱当选总统，标志垄断资产阶级全面执掌了国家政权。本质上，垄断资产阶级是最保守最反动的阶级，他们剥削工农群众，压制民主运动。他们把“大骚动”年代（1884年～1886年）的工人运动和1886年劳工政党参加竞选纽约市长视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序幕，感到颤栗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一批较有远见卓识的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已认识到垄断带来的政治腐败、经济秩序混乱和贫困化等严重问题最终将危及自身统治，因而实行一些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改革是必要的。美孚石油公司代表约翰·D · 洛克菲勒就要求制定一部《全国公司法》，规范公司行为，授权联邦政府监督金融活动和企业资金帐户。这样就从垄断资产阶级中分化出一批支持改革的垄断资产阶级自由派，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就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他们把改革视为阻止工农革命和维护其阶级统治的手段。老罗斯福曾说：“我所奋斗的核心是希望从毁灭中拯救这个国家的富人及其追随者。……因为我反对社会主义学说……我希望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同样的机会、自由、和平、正义和秩序。”他们的改革口号是“效率”和“秩序”。垄断资产阶级自由派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并参与改革，这就使联邦政府领导全国范围的改革成为可能。

工农群众是垄断制度的直接受害者，他们要求伸张社会正义，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工作环境。他们的积极参与是改革运动取得成果的必要保证。美国熟练技术工人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于1886年，会员在1900年有54万，到1904年迅速发展到167万人。劳联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居领导地位，在塞缪尔·冈珀斯领导下，执行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只为眼前经济利益而斗争，宣扬劳资利益一致论，奉行阶级合作。1900年，冈珀斯等30多个劳联领导人加入美国大企业家组织——“美国公民联盟”。劳联的活动违背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但就进步运动而言，劳联领导工人阶级积极参加社会改革运动，并利用它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关系，争取到一些劳工和社会立法。非熟练工人的统一组织成立较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1905年才成立。非熟练工人的社会地位最低，战斗性较强，主张通过罢工斗争争取劳工立法，改善生活条件，并要求联邦政府解决贫困问题。垄断形成后，农民对在货物运输上被铁路垄断公司勒索高价运费和差别运价，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农民强烈不满，最大的两个农民组织——全国农民联盟和美国平等协会领导农民投入反托拉斯的改革运动，捍卫农民权益。

美国妇女为争取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而斗争。1890年成立的妇女俱乐部大同盟引导妇女走出家庭圈子投身社会改革运动，到1912年已有会员120万人。大同盟在主席代克尔夫人领导下，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纯净食品、保护女工和童工组织多种活动，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思想基础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是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这些传统思想主张是：人是环境的被动产物，人只能适应环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受自然选择规律支配，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垄断制度形成后，垄断寡头利用这些传统思想为自己的巧取豪夺和“金钱政治”辩护；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反人性和反社会后果使资产阶级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他们奋笔疾书，抨击陈腐思想，决心重建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

哲学上，威廉·詹姆斯创立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哲学是一种工具，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哲学家，每人的成败取决于他个人的努力；人类不只是适应环境，而且也能改造环境。随后，杜威把实用主义发展成官方哲学，并身体力行地投入社会改革运动。在政治学领域，伍德罗·威尔逊打破传统思想，强调政府机构“应少考虑制约和均衡，多考虑权力的协调和运转”。针对垄断组织对市场经济的操纵，主张政府管理经济，干预社会生活。在经济学界，以理查德·T·爱累和西蒙·N·帕顿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经济学者在1885年创立美国经济学会，提出国家引导和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他们在学会纲领中宣称：“国家的积极参与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尽管我们承认在工业化社会需要个人主动性和进取精神，但仍认为自由放任思想在政治上不安全、道德上不健康。”

在社会学领域，莱斯特·沃德和查理斯·库累等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沃德在《动态社会学》（1883）中指出：“如果我们把生物进化看成是自然的，那么社会进步则是人为的。生物学的根本原则是自然选择，而社会学的原则则是人为选择。适者生存就是强者生存，它意味着对弱者的摧毁。如果说自然界通过淘汰弱者获得进化，那么人类社会则通过保护弱者获得发展。”沃德还进一步论述了人类的进步是由社会控制和有目的活动的结果。在宗教界，掀起一场“社会福音运动”，旨在消除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弊端，维护基督教的社会公正。福音运动中的温和派鼓吹阶级合作和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伯伦兹神父称：“基督教不认为自由放任是适当的，也不承认完善的国家是自然法则和不受限制的竞争的产物。”华盛顿·格拉顿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不是生存竞争法则，而是“同情、友谊、互助和关怀法则”，并希望劳资双方建立伙伴关系。以海龙和布雷斯为首的福音运动激进派甚至高呼，“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社会问题”。

政治基础

工业化时代初期，物质进步与政治道德蜕化的“二律背反”现象，在美国尤其突出。民主制度被扭曲，金钱操纵政治。这就侵蚀了国家政治机体，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构成直接威胁。威尔逊曾说，“政党核心会议的代表成了我国政府的理事”，总统成了“国会的仆人”。国会则是党魁们的掌中玩物，而党魁又受少数垄断巨头支配。垄断资本家不仅通过党魁集团操纵政治选举，在政府机关安置亲信，控制政府的内政外交，为垄断公司谋利益；而且大肆行贿收买国会议员和官员。纽约一家公司事后承认，为阻止一项对本公司不利的法案通过，在五年内行贿近百万美元。“我们所拥护的伟大政府多次被人利用来牟取私利”。政治腐败使美国城市代议制徒有虚名。政党党魁集团控制了市政权，他们是城市的无形政府。

美国“黑暗时代”的进步运动

人类面对的问题往往具有类似性或同构性。当日美国与当今中国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都面临着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难题。中国的改革不仅要从自己的过去吸取经验教训，更要以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去积极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博采众长、择善而从。

谈及目前国内的某些不良现象，不少国人言必称美国如何，仿佛那里便是人间净土，连它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殊不知，当年美国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曾伴生过种种社会弊病。为了度过这一“黑暗时期”，美国人发起了变革社会的“进步主义”运动，回顾这段历史，于当代中国不无启示。

美国为何会出现进步主义运动

史学界一般把1880年～1917年间美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统称进步运动。在性质上，进步运动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

在美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内战显然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它的结束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契机。社会巨变，福兮？祸兮？“福祸相依”——曾几何时，这一古老的中国哲学命题在遥远的北美大陆得到了印证。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患上了所谓的“工业文明综合症”，遭遇了政治腐败、道德失范、贫富悬殊、劳资冲突剧烈、经济秩序混乱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美国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使得自然资源遭到了掠夺式的开发利用，致使森林绿地面积被大量吞噬，城市被包围在工厂排出的黑烟和废气之中。

当时美国著名的“黑幕揭发”记者雅各布·里斯曾经报道过一个由贫困引发的暴力案件：一个饥寒交迫的男子在纽约市街头向过往人群挥舞屠刀，因为他已无力养家糊口，而家中幼子们却正嗷嗷待哺。眼见富人们衣着光鲜，一掷千金，这位走投无路的父亲向社会举起了复仇的利刃。当时还曾有人样形容美国的城市环境：巴尔的摩地区的水闻着“仿若是十万只臭鼬”，克里夫兰的库亚霍嘎河就是“一条贯穿市中心的露天阴沟”，而匹茨堡上空的太阳“透过煤烟的黑雾看起来就象铜制的一样”。

在食品和药品的生产及销售方面，制假贩假现象异常猖獗，不洁食品和有害药物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公众则被蒙在鼓里。食品和药品公司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谎话连篇，令不明就里的人们放心地享用着“珍馐美味”和“灵丹妙药”。对于这一切，政府的食品监督员却在重金贿赂之下，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凡此种种，说明美国城市规模的急剧膨胀与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客观上要求一个高效行政机构来为之服务，然而旧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却未能适时得到调整，致使一些政客有机可乘。他们结党营私，肆意践踏民主制度，充当大资本家的代言人，靠出卖各种庇护权、特许状、工程承包合同来赚取大笔的政治赞助和“保护费”，致使不法企业得以逃避纳税、垄断市场、投机地产甚至开设妓院或赌场，肆意妄为而又逍遥法外。

严重的社会问题广泛触及到了社会各阶层间的利害关系，招致中下层的普遍不满，将社会推向了种种矛盾汇聚的漩涡。适逢此时，“进步主义者”发出了变革之声。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特点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是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旗帜，由各界人士自发形成，自下而上的全国浪潮。首要着眼点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垄断和竞争，公正和效率，革新和稳定。特别是新闻领域的“黑幕揭发运动”曾经引起强烈反响，督促政府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此外，宗教界的“社会福音运动”和女大学毕业生们的“社会服务处运动”通过为贫民提供生活救济、文化教育和卫生服务，为加强邻里合作，促进阶级融合和和谐社会关系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同时就社会改革向政府建言献策，在政府同底层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第二个特点是“关怀原则”。主要表现在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1901年10月18日，罗斯福总统曾冒着种族冲突的风险，邀请著名的黑人领袖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到白宫作客，共进晚餐。他的这一关怀弱势社会族群的象征性做法以及其他的一系列施政措施，促使美国政府在处理贫富、劳资和黑白对立等社会摩擦中，逐渐变得公正、中立。

第三个特点是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共和、民主两党的政府着意拉拢知识精英，他们知道，出身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既希望变革，但也对民间的激进运动存有本能的疑惧和不满，更倾向于和平、渐进的变革。这批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实际上是利用民间的抗争行动，希望政府重视自己的意见，也希望参与政府的变革行动、在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进步主义的倡导者大多学有所成，见解独到，有能力为其改革事业撰文著书，能赢得较高的学术地位或社会公信力。前面提到的新闻记者塔贝尔、辛克莱以及缔造“社会服务处”的女大学毕业生简·亚当斯、“社会福音”神学家华盛顿·格拉登和沃尔特·劳伸布施等堪称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

在进步主义运动中，政府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使运动始终保持在社会制度的框架之内，避免了暴力革命的发生。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启示

人类面对的问题往往具有类似性或同构性。当日美国与当今中国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都面临着诸如政治腐败、贫富极化、道德失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难题。中国的改革不仅要从自己的过去吸取经验教训，更要以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去积极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博采众长、择善而从。

美国进步主义的经验教训显示了社会公正及公共责任对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它用事实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正义意味着进步，责任意味着稳定。只有首先确立社会公正与责任，才会有各阶层的和谐相处。对于今日中国，正义与责任无疑也是一面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改革大旗，因为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目前中国的财富、自然资源、教育资源、经济机会等尚未实现完全合理分配，存在着一些现实矛盾或隐患。所以，要确保社会转型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首先必须不断改善社会不公正的状况。

进步主义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确立了政府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直接干预。它让美国人在政治上变得更聪明，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监管与调节职能，形成了由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的传统。中国的改革当然也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则必须顺合民意，集中力量解决民众呼声最高的问题；政府需要通过立法手段建立制度性公正、打击司法腐败、促进公平竞争、关怀弱势群体、实现教育与就业机会均等、保证媒体的监督权利、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社会各界公正、公平、公开的参政议政权利，从而有效化解社会摩擦，增强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公平正义的旗帜下凝聚起多元社会力量，推动体制内改革，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社会转型成功也并非完全在于政府的作用，民间力量同样功不可没。尤其是媒体，既是社会舆论形成的源地，也是社会舆论传播的载体，对国家社会生活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新闻报道虽不拥有法律或政令的强制力，但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群体效应，足以约束个人行为不超越道德规范和监督政府不脱离民主轨道。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改革的深入进行客观上也要求新闻媒体能够成为抨击腐败现象的利器，肩负起代行民众知情权与批评权的历史使命。

重视知识分子也是进步主义运动对人类的启迪。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知识分子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知识分子的知识性、思想性、社会敏感性与参与精神乃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一个民族拥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越多，它的希望就越大，前途就越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