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继承法律制度

　　我国古代的继承法律制度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一、奴隶制社会下的继承制度 

　　在夏朝，父死子继的身份继承制度已经出现，主要表现在王位的继承上。

到了商朝，前期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后期实行的是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商朝前期这一独特历史形态，曾被法国孟德斯鸠写入其名著《论法的精神》。

周代时，实行以父死子继为主、间有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吸收夏商身份继承制度的一些特点，又有所独创。王位嫡长子（即正妻所生长子）继承制在西周时期已经确立。由于西周实行一妻多妾制，王位的继承必须是正妻所生长子，无论其贤与否；如妻无子，则不得不立贵妾之子，不管其年龄如何。至于诸侯王公的身份继承，则是参照王位继承执行。有关财产方面的继承制度，在夏商西周时期是附属于身份继承制度的，土地、财产的继承被排在王、贵族政治身份继承之后。即是说：西周时为了维护家族利益，不管是身份继承还是财产继承，都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二、中国封建制社会构建初期的继承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增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奴隶制开始崩溃，新的封建制社会形态开始慢慢构建，财产继承问题日益突出出来，有关的制度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如商鞅在秦国颁行的分异令，就肯定了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利。秦朝建立以后，《秦律》中又将这些改革派的继承法思想收入其中，形成了封建社会第一套完整的继承制度。但是奴隶制法中的王位嫡长子继承制依然保留下来了。 

　　三、中国封建制社会成熟时期的继承制度 

　　汉朝，在身份继承领域，嫡长子继承制度又得以加强。在借鉴周代经验基础之上，汉朝明确规定，嫡长子才能继承封爵，否则，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在财产继承上，采取诸子均分的形式，同时规定女子也有遗产的继承权利，这与西周时的做法是一大进步，这些有益内容也被我国现行继承法所吸收。汉代出现最早的遗嘱继承文件，该文件内容有遗嘱订立人、代书人和证人三方当事人，手续齐全，具有法律效力。以上这些表明了在财产继承上，汉朝法律较前又前进了一大步。 

　　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由于在继承制度方面强调嫡子（正妻所生之子）的继承权，故妾不得触犯正妻的权益。西晋是的晋武帝还专门下召禁止乱嫡庶之位。此外这段时期也不得收养异姓为子，以免家庭内财产外流。 

　　唐代和五代时期，在继承制度方面，已经明确将宗祧继承（身份继承的一种）与财产继承加以区别。宗祧继承名义上是继承祭祀的权力，实际上是与标志政治权力的官爵继承紧密相连，故在唐代宗祧继承似乎与百姓关系不大，而财产继承制是每家每户的大事。唐代的财产继承制度比汉代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唐代已将“诸子均分”作为法定继承的基本原则。若有遗嘱者，即不按法定顺序继承，采取遗嘱优先的原则。女子出嫁后，原则上在娘家没有继承权。但如果出现“户绝”（即家无男子承继，用现代话讲就是：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女子还是可以依法取得全部遗产。

此外，在分家析产时，在室女（即未嫁女）可以分到相当于未娶兄弟聘财一半的财产作为自己的嫁妆费。

但此时期的私生子依唐律不享有继承权。 

　　宋朝，有关继承的法律制度，就比唐律规定得更加详细，更具灵活性，可以说已经达到封建继承法制的顶峰了。 

　　除沿袭以往遗产兄弟均分制和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外，还规定出嫁女（即已婚女）继承份额为男子的三分之一，没有出嫁女则按数额给出嫁亲姑姐妹侄女得一分。如寡妇招接脚夫（后夫），不享有法定继承权，即如寡妇改嫁到后夫家生活或其死亡，财产要没为官府所有。

   宋朝法律对遗腹子、私生子、“义子”（即继子）及赘婿（俗称上门女婿）的财产继承权也做了规定。如规定遗腹子与已出生的亲生子享有基本相同的继承权。别宅子（即私生子）只要有证据证明其与生父有血缘关系，不管是否同居或同籍，官府即承认其地位，允许其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但如果不入户籍，又无证据证明身份，其申请继承，官府不予受理；将“再嫁之妻将带前夫之子就育后夫家者”（即继子）称之为“义子”，义子不得随义父（即继父）之姓。如义父死，则归本宗，不享有义父财产所有权，但可以分得其母随带财物。赘婿在家庭中没有财产权和男子应有的地位，更无权承继妻家财产。但如果“（诸）赘婿以妻家财物营运，增置财产，至户绝日”可分给赘婿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

　　南宋时，又规定了绝户财产继承人的办法。

  这比唐代的规定更加灵活。绝户即家无男子承继，用现代话讲就是：没有男性继承人。绝户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

  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称为“命继”。这为明朝的“立嗣”制度的创建构建了基础。继子与绝户之女均享有继承权。只有出嫁女的，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另外的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收为官府所有。 

　　宋朝在唐朝“遗嘱处分”的基础上又有发展。例如立遗嘱人须有年龄限制，其次遗嘱以书面文字记载为有效，并且凡未经官印押（类似于现代的公证）的遗嘱，法律不予承认。同时，根据遗嘱“已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及满五年而诉无分违法者各不受理”，及“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这又有点像现在的诉讼时效制度。 

元朝，在继承问题上部分摆脱了封建宗祧继承制的影响，主张蒙古人与色目人（西夏、回回）各依本族习惯法进行财产与权位上的继承。同时承认寡妇与无子之家的女子享有继承权。但对汉族人的继承，也同样依照法律，采取嫡长子继承爵位和权位、财产诸子平分的方法。在室女与出嫁女也有继承权，但数额少于男子。

金元时期对奸生子的法律态度较唐宋更加宽容，规定奸生子（即私生子）的继承份额为嫡子（正妻所生之子）的四分之一，庶子（妾所生之子）的三分之一。

四、明朝未婚嫁女子的法律权益及地位

中国古代凡女子在父母家，尚未适人者，即称之未嫁女，又称在室女。

关于未嫁女的名分，受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未嫁女在家服从祖辈、父辈，即“未嫁从父”；另一方面，又受“长幼有序”的伦理影响，同辈中年长之女（姊），不仅对年幼之女（妹）享有相对较高的地位，即使对年幼之男子（弟），有时也有优势。故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虽较同辈男子为卑逊，而长幼之名分，仍然保持。” 

　（一）在室女的财产继承权

　　在我国古代社会，未嫁女按照“长幼有序”的伦理，确定了她们的名分地位，但是在财产继承权上，未嫁女不再享有“长幼有序”的特权。因为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男子是法定继承人，而女子则不是法定继承人。直到唐代，对女子的继承权才从法律上予以承认。唐朝在室女有财产继承权，份额上依法律规定获得未婚兄弟聘财的一半。

明律是这样规定未嫁女的财产继承权的：果无同宗应继者，所生亲女承分。无女者，入官。也就是只有在户绝的情况，才承认未嫁女的法定继承权。可见在非户绝的情况下，未嫁女还不能享有财产继承权。唐宋元朝的法律也都承认在户绝情况下，财产由女继承。在非户绝的情况即可享用。宋代的父母可以用遗嘱的方式，给予或剥夺未嫁女继承遗产的权利。而元代则明确规定：户绝，女可继承。

可见，宋时还受遗嘱的制约，元代则享有绝对的继承权。

相比之下，明律对此规定稍嫌苛刻，那就是必须在“无同宗应继者”的情况下，女子方可继承。这种有条件的继承比之唐、元代的法律规定，无疑是女性继承权的削弱。

总之，明代未嫁女的财产继承权较之前代大大削弱。

（二）在室女的定婚权及违律嫁娶范围的扩大 

　　定婚虽是当事男女本人之事，但传统习俗和法律，却认为这是双方家长之间的行为交涉，一般很少顾及个人。因为在“父为子纲”以及“在家从父”的纲常伦理下，男女双方的家长才是婚姻的实际主持者。因此，法律对于婚姻的违例行为，一般不追究男女本人的责任。

　　唐、元、明、清律关于定婚的条例一般都是规定对“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的许嫁女，对许嫁女实行处罚，只是在量刑上稍有差别。对于许嫁女另许他人，各朝仍视为违法行为，对此女及后夫实行处罚外，又都无一例外的规定：“女归前夫，若前夫不娶，女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可见，在定婚的效力上，明代的妇女与前后朝代的妇女基本一致。

　　明朝对于嫁娶违律的规定上，范围有所扩大。嫁娶违律是指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嫁娶，应当依法予以解除，且处以相应的刑罚。与唐代相比，唐律户婚律规定了同姓为婚、尊卑为婚、良贱为婚、娶亲属之妻妾等八种情况属于违律为婚、应行离异。明朝在在唐律规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典雇妻妾、娶乐人为妻妾及僧道娶妾等条。

　　在娶亲属之妻妾一条中，元朝蒙古族有“收继婚”的风俗，父死子可以收其庶母，兄亡而弟可收嫂，不准弟亡而兄收弟妇。由于“收继婚”是蒙古族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对广大蒙古族妇女造成必须接受的婚姻事实，大大限制了她们再嫁对象的选择。而明律则坚决矫正这一“胡风”，对“收继婚”的处罚大为严厉，“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这一规定符合汉族的风俗习惯，对明代妇女的再次婚姻缔结，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在室女的退婚权

定婚之后而解除婚约，称为退婚或悔婚。明律规定女性可以退婚的三种情况：即“妄冒”、“犯奸盗”、“男家故违成婚期”。其中，“犯奸盗”是明朝开始制定并实施的，而“男家故违成婚期”始于元朝，明清因袭。这三种情况在明朝具体表现为：首先，男犯罪的情况。“其定婚夫作盗及犯徒、流移乡者，女家愿弃，听还聘财。”第二，订婚后男子无故五年不娶女子。“无故五年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另行改嫁，亦不追财礼。”三是在男家妄冒。“男家妄冒者，加一等，不追财礼。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

可见，在退婚方面，明代女性较之于以前几个朝代，权利更为广泛，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妇女的婚姻方面的权利。